猛虎行 [魏晋] 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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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

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

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

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

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

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

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

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

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

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诗的开篇四句，表明志士处世，往往用心慎重，爱惜身名，因而渴了也不喝盗泉的水，热得难受也不歇于恶木阴下。因为“盗泉”、“恶木”名字都很刺耳，所以操守清峻的人不愿随便其沾染牵涉，宁可忍渴忍热。作者在吴亡之初，曾“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晋书》本传）本不想涉足仕途，所以这四句，旨在表白自己当初的心境，运用譬喻以见志士用心之苦。次四句写世势催迫，志士只得应从时君的命令，恭敬地整驾出山任事：而扶杖远行，道途辛苦，造成“饥食于猛虎之窟，寒栖于野雀之林”的情况，由不得自己去选择，更在内心中受到冲击。“作者曾在《赴洛道中作》诗中，有“南望泣玄渚，北迈涉长林”之句，又说：“仰瞻凌霄鸟，羡尔归飞翼。”抒写的正是这种旅途情境，可见他虽已登程，而留恋故乡之情，在心灵上激荡得难以抑止，这里再现的正是当年的景况。接着作者以“日归功未建”等六句，诉说在出仕以后，时间是流驶了，功业并无成就，此刻更有天寒岁暮之感，惹起了新的忧思。崇云临岸而兴起，枝条随风而悲鸣。在在使人触景伤情，虽是徘徊于山谷之间，有时低吟，有时长啸，还是幽怀难抒、自感进退维谷。作者把内心复杂的苦闷和矛盾，展示得非常形象具体，政治处境的困顿，志士遭逢变乱的悲辛，呈现了出来。诗的结尾一小节，先以“急弦无懦响”等两句进一步表白自己的心志，感叹乐器上绷紧了的弦子，发不出怯弱的音响。具有贞亮高节的人，所抒发的也一定是慷慨刚正之辞，不同于流俗，而一般的时君，却不爱听直言忠告，所以“亮节”反而“难以为音”，谗口反而易于得逞。作者感念至此，乃以最后四句对自己频年的遭际，自己生平的抱负、作出反思，作出痛苦的小结。“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人生既多苦难，遭逢乱世的志士，更是难以敞开胸襟，倾吐积郁。自己虽然操守正直，隐处山野既不可能；出山也难行其志，难成功业，行动上受到外力的牵涉，所以俯仰古今，眷顾身世，难免有愧负之情。总观全诗，可见作者虽为倾诉抑郁而作，但在内容上则是依据自己的政治处境现身说法，深刻表明一个有志的文士，其行藏出处，必须始终慎重，执着坚持，稍一不慎，就会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作者的经历，就是志士对于处世的一面镜子。此诗可说是作者陆机的代表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方面，都有它的特色。从思想内容来看，这首诗的特色，是表现了魏晋以来诗人的优生之情。作者生当魏晋（吴晋）易代之际，这一时期，是一个变乱迭起的动乱年代，社会上各种矛盾尖锐复杂。尽管西晋灭吴之后，曾出现过短暂的统一局面，但在统洽阶级内部，冲突更为剧烈，骨肉相残，祸不旋踵。士大夫在此期间也最易遭殃。他们或以直道见忌，或受池鱼之灾。尽管陆机在写作《猛虎行》的时候，尚未受祸，但在诗中已有朝不保夕的遑遑不安之感，因以他反复嗟叹，表现了傍徨酸苦的优生之情。“亮节难为音”、“人生诚不易”、“俯仰愧古今”，都是发自内心深处的隐微忧伤的呼唤。诗人的隐痛不便言明，只能委曲地折射在作品之中，如同星夜帷灯，隐约地透露了当时的政治内幕。陆机在青年时期，本来是个政治上很自负、很注重志节的人，但在吴亡后的逆境中，由于功名之心未敛，并未能坚持志节，后来对严酷的现实，虽有觉察，而不能毅然自拔，终于徘徊于失望和痛苦之中，这就是他在《猛虎行》中，感到忧生的根源。从诗歌的艺术手法来看，陆机的《猛虎行》，虽为摹拟乐府歌辞而作，但它既保有古乐府直朴真挚的一面，又注入了新的不同于乐府古辞的委婉曲折的抒情内容，在形式上也由古辞只有杂曲四句的参差句型，改变成整齐冶炼注意修辞手法以五言为主的长诗。在内容上除含有寄寓、比喻等表露感情的因索以外，又把作者自身的坎坷遭际和委屈情怀，作为咏叹的主体，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原来乐府体制所能包含的内容，而使之成为咏怀式的诗篇。《猛虎行》的乐府古辞，只有“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等四句。比陆机时代稍早的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皆作有《猛虎行》，曹丕所作为五言三韵六句，曹叡所作为五言五韵十句，在结构上都只有一次转折，而陆机这篇则是一波三折，起结辉映，在章法上已见设计的匠心。比之曹丕父子所作，变化殊为显著，除开头四语之外，已有不受乐府古辞拘束的创新成份，这是此篇的艺术特色之一。此诗对偶整饬，诗歌中间十二句，全行对仗，有流水对、有比喻对、有平列对，其妥帖工稳，有些已达到珠圆玉润的程度，为后来齐梁作家开了先例。清代沈德潜《古诗源》虽然对陆机诗颇有微词，认为他“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但也承认“士衡诗亦推大家”，为齐梁专攻对仗的滥觞之始，可见他对后世的影响。陆机也十分注意用词造语的精凿，如“崇云临岸”之下，著一“骇”字，其本义为“起”，但比“起”字生动。“鸣条随风”下著一“吟”字，其本义为“响”，但较“响”字显得雅致。“急弦无懦响”句中之“懦”，本意为“下”，而兼有弱意。“亮节难为音”句中之“亮节”，本指高节，而“亮”字实有贞信之义。用词都极为准确而能特出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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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哉行 [魏晋] 曹丕

上山采薇，薄暮苦饥。

溪谷多风，霜露沾衣。

野雉群雊，猿猴相追。

还望故乡，郁何垒垒！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

忧来无方，人莫之知。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

今我不乐，岁月如驰。

汤汤川流，中有行舟。

随波转薄，有似客游。

策我良马，被我轻裘。

载驰载驱，聊以忘忧。作品赏析上山采薇，薄暮苦饥——上山去采摘薇草，天要黑了，仍然饥渴难耐。采薇：《诗经·小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诗写戍卒征战之苦，和本诗旨趣相同。薇，豆科植物，野生，可食。薄暮：傍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薄，迫近。溪谷多风，霜露沾衣——山涧中的风很大，霜露沾湿了我的衣服。溪谷：有流水的山谷。以上为第一解。野雉群雊，猴猿相追——野鸡成群地鸣叫着，猿猴互相追逐嬉戏。雉：野鸡。雊（ɡòu）：野鸡鸣叫。还望故乡，郁何垒垒——回头远望故乡，重重叠叠、郁郁葱葱的草木多么茂盛啊。郁：繁盛的样子。垒垒：重叠的样子。以上为第二解。高山有崖，林木有枝——高大的山峰尚有边际，林中的树木尚有枝叶。此二句与《诗经·卫风·氓》“淇则有岸，隰则有泮”句意同。崖：边际，界域。一作林。林：一作崖。忧来无方，人莫之知——只有我的忧愁来时不定，没有人真正地了解知道我啊。无方：无常，无定。之知：一作知之。唐·欧阳询《艺文类聚·舟车部》：“越人拥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以上为第三解。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人生短暂，如同地寄存在世上，多愁善感有什么用呢？如：一作若。寄：寄存，暂居。今我不乐，岁月如驰——如今我抑郁寡欢，岁月像快速奔跑一般匆匆逝去。今我不乐：《诗经·唐风·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以上为第四解。汤汤川流，中有行舟——在急速流淌的河水中，有一只行驶的小舟。汤汤（shānɡ）：河水急流的样子。随波转薄，有似客游——它随着波浪回旋停泊，好似客居在外的游子，行踪不定。转薄：一作转泊，一作回转。转，回旋。薄，通泊，停泊。以上为第五解。策我良马，被我轻裘——我穿上轻柔的裘衣，用鞭子催动我的骏马。策：马鞭。此用作动词，鞭打。被：同披，穿。裘：用毛皮制成的御寒衣服。载驰载驱，聊以忘忧——骑着马飞快地奔驰，暂且忘记心中的忧愁。载驰载驱：一边鞭打马匹，一边奔驰前进。《诗经·鄘风·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载，助词。驰，车马疾行。驱，鞭马前进。聊：暂且。以上为第六解。此诗借乐府旧题写游子思乡之情。首句用典，借《诗经·采薇》“载饥载渴”的意象写羁旅之苦。三至六句写景，山谷多风、霜露沾衣、野鸡群鸣、猿猴相追，诗人以衰败的荒凉无人衬托游子的孤独凄凉。回望故乡，历历在目。游子的忧愁究竟来自何方？游子为什么远离故乡呢？诗人没有说。可是，如果我们联系《诗经·采薇》抒写戍卒征战之苦的内容，似可以找到答案。《毛诗序》认为，《诗经·载驰》的作者是许穆夫人。今人认为这首诗抒发了爱国主义情感。诗的结句化用《诗经·载驰》成句，据此也可见游子羁旅他乡还与保家卫国相关。诗含蓄蕴藉，真挚感人。

蒿里行 [魏晋] 曹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诗的前四句是交代背景：群凶作乱，义士讨伐，形势大好。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是说义士们起初希望结成联盟，心向着汉室，即通过讨伐这一举动来平定叛乱，拥护汉室。（各方将领都希望团结一心，效法周武工那样，会师于盟津，吊民伐罪，一心一意地除奸诛恶，忠于国事，匡扶汉室。形势是大好的）诗人对此事的态度怎样呢？“义士”“讨”“群凶”这些词语表明诗人是憎恶董卓等人作乱，渴望国家统一。中间六句是交代这有关讨伐的情况：联军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残杀，力量涣散。导致的原因是“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袁术分裂，自立为帝；而袁绍也阴谋废掉汉献帝，立刘虞为帝；他们搞分裂、谋私利，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貌合神离、互相观望，畏缩不前、按兵不动甚至是自相残杀。诗人对这种情况的态度怎样呢？悲愤、失望；把矛头指向了“二袁”，显示出作者的非凡谋略和远见卓识。最后六句直接描写战争的危害：由于连年战争，将士的铠甲不离身，长出了虱子；百姓大量死亡，荒野上白骨累累，千里之内都听不到鸡鸣之声。面对着这荒凉、凄惨、惨绝人寰的景象，诗人不禁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喊：“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表达了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体现了强烈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这首诗描述了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兀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各方将领都希望团结一心，效法周武工那样，会师于盟津，吊民伐罪，一心一意地除奸诛恶，忠于国事，匡扶汉室。形势是大好的。可是，这大好形势，却被袁绍等野心家给破坏了。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为幌子，行争霸称孤之实，给予无情的揭露，井对以此造成的战乱，予以严厉的抨击。诗的结尾描绘出因战争而造成的凄凉悲惨的画面，连年战乱，士兵们不能解甲归田，人民死亡惨重，百不余一，使富饶的北方，变得满目痍瘦，哀鸿遍野。到处是白骨累累，千里之内听不到鸡鸣之声。面对这一惨绝人寰的图景，诗人发出了“念之断人肠”的呼喊。《蒿里行》运用民歌的形式，行批判之实，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这首诗不仅时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它是汉未之实录，是史诗也。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是曹操比较成功的作品，通过阅读，不仅可以让读者了解当时的历史事实，还能领略作为诗人曹操的独特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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