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思兮在太山。
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
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
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
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
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
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
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
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
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简析】:
本篇分四章,写怀人的愁思。《文选》卷二十九录此诗,前有短序,大意说这诗是张衡做河间王相的时候所作,因为郁郁不得志,所以“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通。”
据《文选》上说,张衡目睹东充朝政日坏,天下凋敝,而自己虽有济世之志,希望能以其才能报效君主,却又忧惧群小用谗,因而郁郁,遂作《四愁诗》以泻情怀,诗中以美人比君子,以珍宝比仁义,以“水深”等比小人(后人又补充说:“泰山”等乃喻明如,“梁父”等乃喻小人),皆准于屈原之遗义。古人的说法,但今天我们还是应当审慎从事,以视本诗作寓有寄托者为妥。
但是,《四愁诗》的情调实在太风流婉转了,以至于若把那恼人的、“载道”味儿甚浓的寄托说撇开,单把它看成一首情意执着真挚的情诗,确实也全无不可。且张平子若胸中没有一段漪旎情思,只是个徒哓哓于忠君爱民的人,又安得出此锦崐绣词章?是以下文笔法全如鉴赏情诗,虽属笔者冒昧,但想亦不致辱没平子。钟情美人之意既明,则爱君之深亦自可推知,笔者这么写,窃谓得平子遗意矣,当否读崐者自有目。《文选》将诗分成“四思”,且看这“一思”。那无日不引人思慕的美人,身居东方泰山云雾之中,邈焉难求,而“我”之渴望,却惟在能追从她的身边、呼吸于她的芳馨之中,则“我”情的执着痴迷,不已隐然可体味了吗?及至那小小梁父顽丘,阻“我”不得亲近美人,而“我”竟引领侧望、至于泪下涟涟,衣襟为湿,则“我”情之真之切,不已豁然无所隐藏了吗?诗至此三句,自与一段落,诗人有情之痴的面目,已宛然可见。以下四句,更成一段落,诗人言之益深,亦令人读而感慨益深。“我”是单恋于美人么?否,否,那美人却也与“我”有过一段风流时光。就像敢原与怀王有过“曰黄昏以为期”的约定一样,也像汉顺帝曾拜平子为侍中、向他垂询过“天下所疾恶者”一样,那美人也曾情意绵绵,将环把上黄崐金错络的佩刀,赠与“我”作定情之物。“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木瓜》),古人既如是说,“我”怀中有琼英美玉,又如何能不思报赠?如今,虽然崐明知梁父为阻、道路悠远,这份礼物决无可能送达,此生只能长作徘徊瞻望、怅惘以终;然而,“我”却为何总是不能绝念、总是心意烦乱、劳思无尽?-诗人仿佛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为何情重一至于此,然而读者却该早已明白、抑且早已为诗人的深心百感慨良深了吧?
“一思”既已,“二思”“三思”“四思”源源不断,连翩而至,“我”首次“求女”虽然告挫,但“我”却绝不停止努力。当那赠他琅?美石的美人徜徉于桂林山水之间时,他便怀着成双的白玉盘奔往南方;当那赠他貂裘短服的美人飘飘于汉阳丘岭之上时,他便揣着明月宝珠趋向西方;当那赠他锦绣彩段的美人出没于雁门关塞之时,他又赶紧携着青玉制就的几案,驰走北方,虽然湘水深不可测,限我莫及桂林;虽然陇阪悠长无已,阻我难至汉阳;虽然塞上雨雪纷纷,碍我不达雁门;虽然每次都是受阻而止,每次都落得涕泗滂沱,沾染裳襟,每次都徒增惆怅,每崐次都忧思益加难释-然而,“我”却始终不倦,矢志不移!可以想见,倘若天地之间不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此诗又将何止“四思”?诗人的奔走将至于千、崐至于万,诗人的愁思且巍过五岳、广过江河!读者诸君,切莫以“四愁”之间仅有并列而无递进,而嫌其章法单调少变化;若《诗》之《蒹葭》止于“宛在水中央”,君不将谓其殊少文气乎?若《陈风·月出》止于“劳心悄兮”,君不将觉其“心崐”之“劳”犹不甚乎?惟有一之不足、至于再、至于三、四,始能见诗人之深情缠绵、寄意幽远。即如本诗,“愁”虽止于“四”,但其愁绪究竟延伸于胡底,又有崐何人能量之测之?“一唱而三叹,慷慨有余哀”,读者若要领会此种境界,不从《四愁诗》之类重章、叠句上索解,又将于何处求之?
《四愁诗》非但内容足以使人动容,其句式也极引人注目,它是中国古诗中产生年代较早的一首七言诗。七言诗由来尚矣,但全诗句子均为七言,而每句都采用上四字一节、下三字更为一节的形式,句中又几乎不用“兮”字作语助的诗,在现存的创作年代确切可信的古诗(而非载于后世著作中、真伪莫辨的《皇娥歌》、《柏梁诗》之类)范围里,本诗是最早的一首,这就是《四愁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在此以前,七言诗或是杂以八言、九言者,如汉武帝《瓠子歌》;或是每句前崐三字、后三字各为一节、而中间夹一“兮”字,如项羽《垓下歌》、李陵《别歌》:这些,都不能算作典范的七言诗。至于汉乌孙公主的《悲愁歌》,虽然已达到全篇上四下三,但每句两节之间还存有“兮”字,成了一首八言诗,句式上虽接近于典范的七言诗,却终不能归入七言诗的范畴。唯本诗除了每章首句以外,其余句子与后世七言诗已全无二致,显得整饬一新、灿然可观。曹丕的《燕歌行》,自是一首成熟的七言。而《四愁诗》作为七言诗,虽然尚有不少《诗经》的痕迹如重章叠句、每章句子为奇数,以及《楚辞》的痕迹如“兮”的使用;但是,它的上四下三崐的句式,却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已达到了《燕歌行》的水准,同时这种句式在抒情上的优势-即节奏上的前长后短(异于四言诗及《垓下歌》之类七言的并列,和五言的前短后长),使听觉上有先长声曼吟、而复悄然低语的感受,而节奏短的三字节落在句后,听来又有渐趋深沉之感,如此一句循环往复,全诗遂有思绪纷错起伏、情致缠绵跌宕之趣-《燕歌行》有之,《四愁诗》亦已有之。因此,今天我们认定《四愁诗》是典范化的七言诗的首块里程碑,怕也不算过甚其辞吧?
(沈维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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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王高阁临江渚,
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
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
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安在?
槛外长江空自流!【注释】:
唐高宗上元三年(676),诗人远道去交趾探父,途经洪州(今江西南昌),参与阎都督宴会,即席作《滕王阁序》,序末附这首凝炼、含蓄的诗篇,概括了序的内容。第一句开门见山,用质朴苍老的笔法,点出了滕王阁的形势。滕王阁是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建。故址在今江西新建西章江门上,下临赣江,可以远望,可以俯视,下文的“南浦”、“西山”、“闲云”、“潭影”和“槛外长江”都从第一句“高阁临江渚”生发出来。滕王阁的形势是这样的好,但是如今阁中有谁来游赏呢?想当年建阁的滕王已经死去,坐着鸾铃马车,挂着琳琅玉佩,来到阁上,举行宴会,那种豪华的场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第一句写空间,第二句写时间,第一句兴致勃勃,第二句意兴阑珊,两两对照。诗人运用“随立随扫”的方法,使读者自然产生盛衰无常的感觉。寥寥两句已把全诗主题包括无余。
三四两句紧承第二句,更加发挥。阁既无人游赏,阁内画栋珠帘当然冷落可怜,只有南浦的云,西山的雨,暮暮朝朝,与它为伴。这两句不但写出滕王阁的寂寞,而且画栋飞上了南浦的云,写出了滕王阁的居高,珠帘卷入了西山的雨,写出了滕王阁的临远,情景交融,寄慨遥深。
至此,诗人的作意已全部包含,但表达方法上,还是比较隐藏而没有点醒写透,所以在前四句用“渚”“舞”“雨”三个比较沉着的韵脚之后,立即转为“悠”“秋”“流”三个漫长柔和的韵脚,利用章节和意义上的配合,在时间方面特别强调,加以发挥,与上半首的偏重空间,有所变化。“闲云”二字有意无意地与上文的“南浦云”衔接,“潭影”二字故意避开了“江”字,而把“江”深化为“潭”。云在天上,潭在地下,一俯一仰,还是在写空间,但接下来用“日悠悠”三字,就立即把空间转入时间,点出了时日的漫长,不是一天两天,而是经年累月,很自然地生出了风物更换季节,星座转移方位的感慨,也很自然地想起了建阁的人而今安在。这里一“几”一“何”,连续发问,表达了紧凑的情绪。最后又从时间转入空间,指出物要换,星要移,帝子要死去,而槛外的长江,却是永恒地东流无尽。“槛”字“江”字回应第一句的高阁临江,神完气足。
这首诗一共只有五十六个字,其中属于空间的有阁、江、栋、帘、云、雨、山、浦、潭影;属于时间的有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今何在,这些词融混在一起,毫无叠床架屋的感觉。主要的原因,是它们都环绕着一个中心──滕王阁,而各自发挥其众星拱月的作用。
唐诗多用实字(即名词),这与喜欢多用虚字(尤其是转折词)的宋诗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三四两句中,除了“飞”字和“卷”字是动词以外,其余十二个字都是实字,但两个虚字就把十二个实字一齐带动带活了,唐人的善用实字,实而不实,于此可见。
另外,诗的结尾用对偶句法作结,很有特色。一般说来,对偶句多用来放在中段,起铺排的作用。这里用来作结束,而且不象两扇门一样地并列(术语称为扇对),而是一开一合,采取“侧势”,读者只觉其流动,而不觉其为对偶,显出了王勃过人的才力。后来杜甫的七言律诗,甚至七言绝句,也时常采用这种手法,如“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等。可见王勃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沈熙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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