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的简介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之后,蒋又于1936年12月初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z..h.a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他遵照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ldq选自.作文大全 www.zuowena.comuo;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
1936年12月,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件意义特别重大的事件。它对于改变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关键作用。
驻扎在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被蒋派往西北剿共。张学良因不战而失东北后,内心愧疚,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反攻复土之心越发强烈,对消耗自身抗战力量的内战越发不满。杨虎城同样热切希望进行抗战。
同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从军事上给国民党“围剿”企图以有力打击,另一方面,出于民族大义,积极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扬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遂与红军实现秘密停火,并屡屡请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张学良甚至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遭到蒋的严词训斥。蒋介石不仅严厉拒绝张、杨的请求,进选自.满分作文 www.zuowena.com而调集嫡系部队进驻陕甘,亲临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张、杨进攻红军,否则就将张扬部队调离拆散。甚至当西安民众得知蒋在西安时向蒋游行请愿要求实施抗战时,蒋命令张学良对爱国请愿群众用机qian.g扫射进行严酷镇压,使张学良深感不解和痛苦。为了保护群众,张学良向群众保证将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才劝阻了群众继续前进,避免了一场惊天血案的发生。这一事件,加剧了张扬对蒋错误政策的不满。张扬见用尽任何办法劝蒋都无效,不得已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随蒋同行的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如何处理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局出现了强硬军事解决与和平谈判解决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过程一无所知,事变完全是张扬的单独行动。事变的发生给中共中央引起了强烈震动。中共中央对事变发生后国际国内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研究,出于团结抗战民族救亡的大计,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西安事变同样引起了国内国际舆论的广泛密切的关注,强烈希望和平解决,不希望在日本侵略的紧要关头自相残杀、自毁长城,形成了强大的和平解决的舆论压力。
事变发生后,张杨立即邀请中共派出代表赴西安会商解决办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南京政府当局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22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及妻弟宋子文亲赴西安商谈。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与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压力下,蒋介石也不得不认识到内战没有前途,抗战才是必由之路,终于表示同意谈判条件,“以人格担保”口头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终于准备转向抗战。
25日下午,在已得到保证后,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缓解紧张局势,张学良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并不计个人安危亲自护送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充分体现了张学良之所以发动事变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战的公心,不为任何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使一代少帅永陷囹圄。张学良被扣引起东北军的混乱,在周恩来的艰苦工作下稳定了局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有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南京政府当局终于逐步转变了长期以来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对日妥协退让的懦弱行为,开始准备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的伟大胸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浅谈西安事变
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前也就是大规模剿共后,共军只剩两三万人,其实当时蒋公已经有自己的德式精锐,如果想的话,完全可以在配合大量兵力,全歼共军,即使毛!周!等领导人可能会逃到苏联,但今后没有军队也难成气候,但是蒋没舍得用,德式精锐是留着抗日的。又想借机消耗军阀的实力,所以派张学良杨虎城前去西安绞共,但张杨二人为保存自身实力,无心绞共,和共军打的有一搭没一搭的,很大程度上虚报伤亡。后来更是与共军有勾结,张的那个智商实在玩不过毛?太?祖?,张说想发动兵谏,毛说“太好了”。不管出于什么,张竟然提出建立临时政府自己当领袖,太!祖!当即奉承张少帅。(张的资质还想当总统,我恶寒)也就是说,西安事变很大一部分是共军撺掇的,不是单纯的国民党党内的事。
于是,张骗蒋来西安了。在这之前,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草约已经签了。草约内容大概就是把共军改编进国军,帽子上要带青天白日徽,抗日过程中,蒋是总司令,一切听蒋指挥,共军人数要在保持在三万以下,就差蒋回南京正式同意了。草约的内容和后来正式条约的内容基本一致。(正式条约签订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形成了。)合约确实有许多内容对共军很严苛,但迫于苏联压力共军也都同意了。(中共当时真的是斯大林说啥是啥)但张学良不知,因为只是草约所以不会大规模公布,他没有理由知道此等机密。所以西安事变还是发生了。
也就是说蒋抗日与张学良的兵谏没一毛钱关系。相反,蒋也是要面子的人,坚决不同意在被挟持的时候签订任何政治条约。因为这样大家都会觉得领袖是在恐吓下被迫同意的。(后来历史课本上果然还是说蒋在胁迫中同意了联共抗日)。在这个时候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等都来了,周了解蒋,知道他这时什么政治协议都不会同意。所以他只是口头上要求蒋在抗日时不要绞共并且对共军一视同仁,蒋同意了。其实后来蒋完全可以食言,因为没有任何凭据能说明蒋周之间有此约定。但蒋公信守了承诺,在这之后放弃了许多次歼灭共军的机会。
曾讽刺过蒋公天真,自比英雄好汉信守承诺,说蒋公像阿Q一样。太祖正是利用这一点在抗日时期发展共军势力。(由于共军签的条约实在丢人,所以他们曾发布过秘密公告说明统一战线只是策略,暗中发展是真相)抗日之前的几万人到抗日结束变成几十万,人越打越多是因为共军基本上没打过仗(人数早过三万了),一边收着蒋公的军费还一边拿着苏联的。在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国军伤亡几十万时共军伤亡三万(仅百分之三,当时共军少说也有八十万)。苏联使者的日记中也提到共军不抗日。假如蒋公说让八路和新四军三天到南京,太祖走了仨月。如此这般,后来蒋公基本不管共党了,抗日什么的都是国军前面顶着,八路和新四基本在内陆后方,但是每月的军费都没少给,要知道这时候中央政府只剩印钞机了,并且外国援助很少(当时还没有抱住美国大腿,苏联给的根本不够用),沿海可以受得上税的城市基本都被日本占了。
之前的草约后来签了正式条约,其中对共军的约束和规定,太!祖!基本没遵守,比如说共党的军队要控制在三万。一切只是形式主义。由于蒋公专心抗日,那时候军阀也不听话,都有保存自己实力的嫌疑,并且此时国际形式瞬息万变,加之之前的承诺,导致抗日战争结束后共军一百二十多万人,姑息了共军。
多年抗日,为他人做嫁衣。
张学良口述历史 再走人生路 1936西安事变无悔
自己的父亲张作霖
我父亲比我行,他这个人很会办外交,很会利用机会操纵局势达到自己目的,他有大智。日本人后来真是恨透了我父亲,认为上了他的大当。父亲死后,日本的林权助来我家吊孝。他劝了我好多话,都是让我搞东北独立的话。我说,你老人家替我想的,比我自个儿想得还周到,可就有一件事没替我想到——你老先生忘了我是一个中国人。他听了以后,便不再讲话,并拒绝我送行。我感觉失言了,为这事后悔得不得了,我没有父亲老练圆滑。林权助回到日本就公开讲,日本不要再做什么幻想,不要再做天真的打算了。这样一来,我就预感到了,日本以后要处心积虑地对付我了。
皇姑屯事件
我认为日本军人干得很不理智,这是少壮派干的,站在日本人立场上看这件事,他们得不到什么好处,只能得到坏处。
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当然,他也相当佩服我。周恩来对我提出的联蒋抗日表示赞同。不过,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仍让我们后方家眷呆在陕北,另一个是你们不要把我们共产党消灭。除这两个条件,其余我们一切都服从中央,军队也可交给中央改编。
蒋先生跟我父亲正相反,一个是有雄才无大略,一个是有大略无雄才。张啸林、杜月笙他们就说,蒋先生应该把我放了,但蒋先生没这个雄才。张岳公曾告诉我,你是个宝贝,谁把你抓住,对谁就有用,那意思就是怕共产党抓住我,怕我跑到共产党那边去。我认为蒋公失败了,是失败者。我很不愿意批评他,我说一句话来批评他:假如能做皇帝,那他就做皇帝了。蒋先生的个性正像马歇尔说的,他是死拿着权不放的人。蒋先生太狭隘了,天下就败在CC与戴笠手上,总是安个特务在你身边,蒋先生就喜欢听这些人的话。西安事变后我没有死,完全是蒋夫人保的,依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把我qian.g毙的。蒋夫人有一句话很厉害,她对蒋先生说,西安事变,他不要钱,也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
共产党和红军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对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都跟你走?还不早就带没了。
中共组织严密、纪律井然、军力强大,岂易瓦解歼灭?我的东北军两个精锐师与中共对阵,结果兵败被杀。中共经过两万五千里逃亡仍保持实力,毫无垮亡的迹象,这样善战的军队,既然不能消灭它,就跟它合作一同抗日。共产党是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同共产党联系上了。现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没什么顾虑了。所以,我说中央啊糊涂,他就不知道我跟共产党有约。后来我同戴笠见面,戴先生说,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干!我说,你那些特务尽扯蛋,什么特务。
“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了,国人骂我不抵抗,我一点不服,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没把日本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为什么呢?我当时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这样做对他不利。我下的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比如,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我就下令,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让他有借口,当时就是这样的思路。如果我当时知道日本人真要这么干,我这个人敢把天戳个大窟窿,还不敢跟日本人拼命吗?现在我也承认那时的判断是对的,为什么呢?要不是“九一八”,他日本人不会惨败到连海陆空都没有了。
一、西安事变前,我跟蒋先生的冲突在于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对于剿共,我跟蒋先生说,你剿不完的。因为我们没有老百姓支持,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一次,他说的话把我激怒了。他让我用机关qian.g打游行的学生。我话到嘴边了:“机关qian.g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学生。”但没说出来。他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代表他又代表学生。我也火了,说他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苦谏不成,才有后来的兵谏,我的意思就是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二、我太骄傲太自信了,我向周恩来许诺说服蒋先生,周恩来说,好吧。三、我最大的包袱就是东北军,东北军这个包袱粘在我身上。我当时跟老总统讲,我不想带军队,不想带东北军了,不干了。如果我当上京沪卫戍司令,我就不可能带东北军了。
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生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再做西安事变之事。
我要恢复自由,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抗日取得胜利之时,西安的事情,我的初衷是为了让他领导民众抗战。抗战胜利,他没有理由不再让我出去。再说,抗战胜利,我张学良没放一qian.g一弹,而他是抗日英雄,放了我,一显得他宽宏大量,二来不怕我争抢抗日之功,三则我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他用不着对我再加防范。二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大会召开,全国各党各派合作,一选自.作文大全 www.zuowena.com致公推老蒋为大总统之日,他的声望可以在这时候达到顶点。国家统一,内乱平定,人民都安居乐业了,他再扣我没什么意义。
有功无功,我已经毫不在意。抗战能以胜利结束,我心足矣。惟一愿望,只是自由二字。
读史有感
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是:世间最有权威的人,是学术最为渊博的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惟一可以治人者,惟学术而已!
我要在适当的时候回东北老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我的亲友。这事与政治无关,我本人早已脱离政治。我希望人们不要把我回去探亲扫墓的事同政治连在一起,我不喜欢这样。
我是个爱国狂,如果国家要我的脑袋,很简单,立刻就给!年轻时人家说我是个花花公子,我放弃花花公子,出来做事,就是决心对国家有所贡献。我起来,完全是仗着我父亲的环境和权势,当时我意识到,人家走两步,我走一步就到了,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为国家做点事?这是我的决心。
从事内战使我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我看到敌对的方面也不是真正的敌人,只是政见不和或是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事。我们本来当面的敌人是日本,我从来就恨日本军阀,对日本军阀的狂妄与侵略,我是中国人,我受不了。
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抗日战场上去同日本侵略者拼!
我这一生是失败,一事无成两鬓白。我是泄了气的英雄啦!我年轻时太骄傲,做事全凭自己判断,没有好好考虑考虑,结果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好。
我张学良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毁也毁在轻信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轻信蒋介石的轻诺寡言,或者多听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话,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九一八”事变,我也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老蒋抓住我轻信这一点了,结果是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
我这个人的特点是不受人操纵。当年杨宇霆想操纵我,后来蒋介石也想操纵我,我要是受操纵,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吗?
我一生常自许:不怕死,不贪生,不屈服,不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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