鹊桥仙·一竿风月 [宋] 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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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

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

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

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作品赏析【注释】：

陆游这首词表面上是写渔父，实际上是作者自己咏怀之作。他写渔父的生活与心情，正是写自己的生活与心情。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是渔父的生活环境。

“家在钓台西住”，这里借用了严光不应汉光武的征召，独自披羊裘钓于浙江的富春江上⋯⋯的典故。以此来喻渔父的心情近似严光。上片结句说，渔父虽以卖鱼为生，但是他远远地避开争利的市场。卖鱼还生怕走近城门，当然就更不肯向红尘深处追逐名利了。以此来表现渔父并不热衷于追逐名利，只求悠闲、自在。

下片头三句写渔父在潮生时出去打鱼，在潮平时系缆，在潮落时归家。生活规律和自然规律相适应，并无分外之求，不象世俗中人那样沽名钓誉，利令智昏。最后两句承上片“钓台”两句，说严光还不免有求名之心，这从他披羊裘垂钓上可看出来。宋人有一首咏严光的诗说：“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留得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也是说严光虽拒绝光武征召，但还有求名心。陆游因此觉得：“无名”的“渔父”比严光还要清高。

这词上下片的章法相同，每片都是头三句写生活，后两句写心情，但深浅不同。上片结尾说自己心情近似严光，下片结尾却把严光也否定了。

文人词中写渔父最早、最著名的是张志和的《渔父》，后人仿作的很多，但是有些文人的渔父词，用自己的思想感情代替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很不真实。

陆游这首词，论思想内容，可以说在张志和等诸人之上。显而易见，这词是讽刺当时那些被名牵利绊的俗人的。我们不可错会他的写作意图，简单地认为它是消极的、逃避现实的作品。

陆游另有一首《鹊桥仙》词：“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候，独去作江边渔父。轻舟八尺，低逢三扇，占断苹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也是写渔父的。它上片所写的大概是他四十八岁那一年在汉中的军旅生活。

而这首词可能是作者在王炎幕府经略中原事业夭折以后，回到山阴故乡时作的。两首词同调、同韵，都是写他自己晚年英雄失志的感慨，决不是张志和《渔父》那种恬淡、闲适的隐士心情。读这道词时，应该注意他这个创作背景和创作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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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儿 [宋] 陆游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陆游临终时写给自己儿子们的遗嘱，它充分表达了诗人高度的爱国热忱。---------------------------------------陆游（１１２５一１２１０年），字务观，号放翁，是我国杰出的爱国诗人。在他的一生和他九千多首诗中，始终贯串和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最显著的特色，奠定了他在祖国诗坛上的崇高地位。他在临终前写的《示儿》诗，更是一首感人至深、传诵千古的名作：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本来知道，当我死后，人间的一切就都和我无关了；但唯一使我痛心的，就是我没能亲眼看到祖国的统一。因此，当大宋军队收复了中原失地的那一天到来之时，你们举行家祭，千万别忘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的老子！这首诗是陆游的绝笔。他在弥留之际，还是念念不忘被女真贵族霸占着的中原领土和人民，热切地盼望着祖国的重新统一，因此他特地写这首诗作为遗嘱，谆谆告诫自己的儿子。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到诗人的爱国激情是何等的执着、深沉、热烈、真挚！无怪乎自南宋以来，凡是读过这首诗的人无不为之感动，特别是当外敌入侵或祖国分裂的情况下，更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陆游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在十二世纪初，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在陆游出生后的第二年，金国占领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第三年把徽、钦二帝掳去，北宋亡国。而当钦宗之弟赵构逃到南方，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建立了政权之后，不但不发愤图强，收复失地，反而任命臭名昭著的汉奸秦桧做宰相，一意向金人屈膝求和。绍兴十二年（１１４２年）和议告成，赵构竞无耻到向金国皇帝自称臣子，并答应每年献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跟金人划淮水为界。从此北方的大好河山沦为金人的领土，北方的广大人民横被金人奴役，而南宋小朝廷也只是偏安一隅，在敌人的威胁压榨下苟延岁月。后来宋孝宗赵眘与金签订的“隆兴和议”及宁宗赵扩与金签订的“开禧和议”，照旧屈辱求和。这种局面，当然是一向反对民族压迫的广大汉族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这一历史时代，不知有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陆游则是他们在文学战线上的杰出代表。陆游一生经历了北宋的末年和南宋的前半期。由于幼年在敌人入侵下仓皇逃难，以及家庭和亲友的爱国言论的启发教育，陆游对当时的严重民族灾难有着极其深刻的感受，因而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在心灵深处埋下了爱国复仇的种子。此后无论在朝廷和地方做官，到川、陕前线从军，直至晚年在绍兴老家闲居，这颗种子生根、发芽、挺干、开花，虽然不断遭到风雨的摧残，却也不断地成长壮大，并且终于结满丰硕的果实。清朝诗人赵翼的《瓯北诗话》中有一段话，说得十分概括，他说：放翁十余岁时，早已习闻先正之绪言，遂如冰寒火热之不可改易；且以《春秋》大义而论，亦莫有过于是者，故终身守之不变。入蜀后在宣抚使王炎幕下，经临南郑，瞻望鄠、杜，志盛气锐，真有唾手燕、云之意，其诗之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出蜀以后，犹十之三四。至七十以后，……是固无复有功名之志矣，然其《感中原旧事》云：“乞倾东海洗胡沙”，《老马行》云：“中原旱蝗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则此心犹耿耿不忘也。临殁犹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句，则放翁之素志可见矣。当然，这里所谓“十之五六”，“十之三四”，只是粗略的统计，而且只是从数量上、表面上来看的；然而即此也可见陆游的“素志”是一贯的，是自少至老历久不渝的。尤其这首《示儿》诗是他生命终点所爆发出的爱国火花，也可看做他一生爱国思想及诗作的总结。历代文人，凡是读过《示儿》诗的无不为之感动。早在南宋当时，刘克庄就有一首绝句说：不及生前见虏亡，放翁易箦愤堂堂。遥知小陆羞时荐，定告王师入洛阳！这是１２３４年金朝被蒙古族灭亡之后，南宋政府从淮西调兵进驻开封城内，并从开封分兵收复了洛阳之后，刘氏在兴奋之际，想到陆游的子孙一定会遵从他的遗嘱，把这个好消息祭告“乃翁”的。但是好景不长，那个歌舞湖山、奸臣当道的南宋小朝廷连暮气已深的金兵尚且不能抵抗，更何况这“方张之寇”的蒙古大军呢？多亏广大爱国军民奋起阻击，才使得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又延续了四十多年。这时南宋遗民林景熙写了一首《读陆放翁诗卷后》，词意极为沉痛，其末四句云：青山一发愁濛濛，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这是说，陆游临终时以不见“九州同”为憾事，现在他的孙子们却看到了种这局面，但是统一中国的不是宋王朝，而是新兴的元帝国，这样的消息在家祭时怎样告诉他老人家呢？以上所举两首诗，前一首洋溢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激情，后一首抒发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悲痛，一喜一悲，都是由《示儿》诗引发的。他们的爱国热情与陆游息息相通。其他评述陆诗而特别提到《示儿》这首的，就我所见，不下三十余家（请参看我与孔繁礼同志同纂的《陆游研究资料汇编》），或者说它有宗译“三呼渡河”之意，或者说它与杜甫“一饭不忘”的忠君爱国相同，也有读后叹息泣下的，也有作诗同情寄慨的。足见这首诗情真语挚，感人之深！但是以上诸人，大都是受了此诗的感染而引起共鸣，却未暇对它的内容作细致的分析。值得参考和向读者推荐的，要数当代朱自清先生的《爱国诗》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把我国古典诗歌中的爱国诗分为三个项目：一是忠于一朝，也就是忠于一姓；其次是歌咏那勇敢杀敌的将士；再其次是对异族的同仇。并指出第三项以民族为立场，范围更为广大。他认为陆游“虽做过官，他的爱国热诚却不仅为了赵家一姓。他曾在西北从军，加强了他的敌忾。为了民族，为了社稷，他永怀着恢复中原的壮志。”因此在历代爱国诗中，他特别推崇这首《示儿》诗，并对它做了具体的分析：《示儿》诗是临终之作，不说到别的，只说“北定中原”，正是他的专一处。这种诗只是对儿子说话，不是什么遗疏遗表的，用不着装腔作势，他尽可以说些别的体己的话；可是他只说这个，他正以为这是最体己的话。诗里说“元知万事空”，万事都搁得下；“但悲不见九州同”，只这一件搁不下。他虽说“死去”，虽然“不见九州同”，可是相信“王师”终有“北定中原日”，所以叮嘱他儿子“家祭无忘告乃翁”！教儿子“无忘”，正见自已的念念不“忘”。这是他的爱国热诚的理想化；这理想便是我们现在说的“国家至上”的信念的雏形。……过去的诗人里，也许只有他才配称为爱国诗人。（见《朱自清选集》，１９５２年开明书店版）朱自清本人也是一个深情的爱国者，新、旧诗都作得很好，所以他对陆游其人其诗的分析是深具慧心的。他从《示儿》诗中看到陆游“爱国热诚的理想化”，换言之，也就是陆游爱国思想的进步性和它所达到的高度。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略加说明和补充：第一，陆游热爱祖国是和他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紧密结合的，既包括对“忍死望恢复”的中原“遗民”的深切怀念，也包括对“岁辇金币输胡羌”的南宋老百姓的同情与哀悯。其次是他对祖国不可分割的北方大好河山的系念，如“三万里之黄河”和“五千仞之太华”，以及“两京宫阙”等等。再则是他对民族语言和整个民族文化的爱护，惟恐在异族的长期统治下遭到破坏与同化，以致“东都儿童作胡语”，甚至整个第二代都“羊裘左其衽”，改变了汉族的生活习惯，忘记了自己祖先的传统（有关例证，详见拙著《陆游传论》下编第四章）。这些才是他“但悲不见九州同”和热盼“北定中原日”的主要原因，也是他爱国思想的根本内容。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其中包括对家乡、对祖国和对自己的人民、对优秀传统的爱。陆游诗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正是这些。因此朱文声称：“过去的诗人里，也许只有他才配称为爱国诗人”，这个评价虽显得过于强调，有抹杀他人之嫌，但为了指出特色，我们应该承认这是十分中肯而且公允的。《示儿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今，距陆游写出他的《示儿诗》虽已过去七、八百年，但诗中所表现的爱国热诚，仍然催人泪下，发人深省。“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首诗里“但悲不见九州同”的哀音，对祖国统一，认同回归，仍然是一个有力的呼唤！（齐治平）

游山西村 [宋] 陆游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这首一首纪游抒情诗，是陆游的名篇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原副编审邓韶玉对此诗作如下赏析：
首联渲染出丰收之年农村一片宁静、欢悦的气象。腊酒：指上年腊月酿制的米酒。豚：是小猪。足鸡豚：意谓鸡豚足。说农家酒味虽薄，待客情意却十分深厚。一个“足”字，表达了农家款客尽其所有的盛情。“莫笑”二字，道出诗人对农村淳朴民风的赞赏。
次联写山间水畔的景色，写景中寓含哲理，千百年来广泛被人引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此流畅绚丽、开朗明快的诗句，仿佛诗人在青翠可掬的山峦间漫步，清碧的山泉在曲折溪流中汩汩穿行，草木愈见浓茂，蜿蜒的山径也愈益依稀难认。正在迷惘之际，突然看见前面花明柳暗，几间农家茅舍，隐现于花木扶疏之间，诗人顿觉豁然开朗。其喜形于色的兴奋之状，可以想见。当然这种境界前人也有描摹，这两句却格外委婉别致。人们在探讨学问、研究问题时，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山回路转、扑朔迷离，出路难寻。于是顿生茫茫之感。但是，如果锲而不舍，继续前行，忽然间眼前出现一线亮光，再往前行，便豁然开朗，发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新天地。这就是此联给人们的启发，也是宋诗特有的理趣。人们读后会感到，在人生某种境遇中，与诗句所写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因而更觉亲切。这里描写的是诗人置身山阴道上，信步而行，疑若无路，忽又开朗的情景，不仅反映了诗人对前途所抱的希望，也道出了世间事物消长变化的哲理。于是这两句诗就越出了自然景色描写的范围，而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
此联展示了一幅春光明媚的山水图；下一联则由自然入人事，描摹了南宋初年的农村风俗画卷。读者不难体味出诗人所要表达的热爱传统文化的深情。“社”为土地神。春社，在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农家祭社祈年，满着丰收的期待。节日来源与《周礼》。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也说：“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可见到宋代还很盛行。陆游在这里更以“衣冠简朴古风存”，赞美着这个古老的乡土风俗，显示出他对吾土吾民之爱。
前三联写了外界情景，并和自己的情感相融。然而诗人似乎意犹未足，故而笔锋一转：“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无时，随时。诗人已“游”了一整天，此时明月高悬，整个大地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清光中，给春社过后的村庄也染上了一层静谧的色彩，别有一番情趣。于是这两句从胸中自然流出：但愿而今而后，能不时拄杖乘月，轻叩柴扉，与老农亲切絮语，此情此景，不亦乐乎。一个热爱家乡与农民亲密无间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
诗人被投降派弹劾罢归故里，心中当然愤愤不平。对照诈伪的官场，于家乡纯朴的生活自然会产生无限的欣慰之情。此外，诗人虽貌似闲适，却未能忘情国事。秉国者目光短浅，无深谋长策，然而诗人并未丧失信心，深信总有一天否极泰来。这种心境和所游之境恰相吻合，于是两相交涉，产生了传诵千古的“山重”“柳暗”一联。
陆游七律最工。这首七律结构严谨，主线突出，全诗八句无一“游”字，而处处切“游”字，游兴十足，游意不尽。又层次分明。尤其中间两联，对仗工整，善写难状之景，如珠落玉盘，圆润流转，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临安春雨初霁 [宋] 陆游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陆游的这首《临安春雨初霁》写于淳熙十三年（1186），此时他已六十二岁，在家乡山阴（今浙江绍兴）赋闲了五年。诗人少年时的意气风发与壮年时的裘马清狂，都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去不返了。虽然他光复中原的壮志未表，但对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的软弱与黑暗，是日益见得明白了。这一年春天，陆游又被起用为严州知府，赴任之前，先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去觐见皇帝，住在西湖边上的客栈里听候召见，在百无聊赖中，写下了这首广泛传诵的名作。

自淳熙五年李宗召见了陆游以来，他并未得到重用，只是在福建、江西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家后五年，更是远离政界，但对于政治舞台上的倾轧变幻，对于世态炎凉，他是体会得更深了。所以诗的开头就用了一个独具易动的巧譬，感叹世态人情薄得就象半透明的纱。世情既然如此浅薄，何必出来做官？所以下句说：为什么骑了马到京城里来，过这客居寂寞与无聊的生活呢？

“小楼”一联是陆游的名句，语言清新隽永。诗人只身住在小楼上，彻夜听着春雨的淅沥；次日清晨，深幽的小巷中传来了叫卖杏花的声音，告诉人们春已深了。绵绵的春雨，由诗人的听觉中写出；而淡荡的春光，则在卖花声里透出。写得形象而有深致。传说这两句诗后来传入宫中，深为孝宗所称赏，可见一时传诵之广。历来评此诗的人都以为这两句细致贴切，描绘了一幅明艳生动的春光图，但没有注意到它在全诗中的作用不仅在于刻划春光，而是与前后诗意浑然一体的。其实，“小楼一夜听春雨”，正是说绵绵春雨如愁人的思绪。在读这一句诗时，对“一夜”两字不可轻轻放过，它正暗示了诗人一夜未曾入睡，国事家愁，伴着这雨声而涌上了眉间心头。李商隐的“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是以枯荷听雨暗寓怀友之相思。陆游这里写得更为含蓄深蕴，他虽然用了比较明快的字眼，但用意还是要表达自己的郁闷与惆怅，而且正是用明媚的春光作为背景，才与自己落寞情怀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明艳的春光中，诗人在作什么呢？于是有了五六两句。

“矮纸”就是短纸、小纸，“草”就是草书。陆游擅长行草，从现存的陆游手迹看，他的行草疏朗有致，风韵潇洒。这一句实是暗用了张芝的典故。据说张芝擅草书，但平时都写楷字，人问其故，回答说，“匆匆不暇草书”，意即写草书太花时间，所以没功夫写。陆游客居京华，闲极无聊，所以以草书消遣。因为是小雨初霁，所以说“晴窗”，“细乳”即是彻茶时水面呈白色的小泡沫。“分茶”指鉴别茶的等级，这里就是品茶的意思。无事而作草书，晴窗下品着清茗，表面上看，是极闲适恬静的境界，然而在这背后，正藏着诗人无限的感慨与牢骚。陆游素来有为国家作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宏愿，而严州知府的职位本与他的素志不合，何况觐见一次皇帝，不知要在客舍中等待多久！国家正是多事之秋，而持人却在以作书品茶消磨时光，真是无聊而可悲！于是再也捺不住心头的怨愤，写下了结尾两句。

陆机的《为顾彦先赠妇》诗中云：“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淄”，不仅指羁旅风霜之苦，又寓有京中恶浊，久居为其所化的意思。陆游这里反用其意，其实是自我解嘲。“莫起风尘叹”，是因为不等到清明就可以回家了，然回家本非诗人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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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掩去作者的名字，读这首《临安春雨初霁》，也许会以为它并不是出自“铁马金戈”、“气吞残虏”的陆放翁之手。诗中虽然有杏花般的春色，却更隐含着“世味薄似纱”的感伤之情和“闲作草”“戏分茶”的无聊之绪。这是与高唱着“为国戍轮台”而“一身报国”的陆游的雄奇悲壮的风格特征很不一致的。

首联开口就言“世味”之“薄”，并惊问“谁令骑马客京华”。陆游时年已六十二岁，不仅长期宦海沉浮，而且壮志未酬，又兼个人生活的种种不幸，这位命途坎坷的老人发出悲叹，说出对世态炎凉的内心感受。这种悲叹也许在别人身上是无可疑问的，而对于“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陆游来说，却显得不尽合乎情理。此诗是淳熙十三年陆游在山阴时奉诏入京，被任命为严州知州的时候所作。对于一生奋斗不息、始终矢志不渝地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的陆游来说，授之以权，使之报国有门，竟会引起他“谁”的疑问，不是有点奇怪吗？

颔联点出“诗眼”。听了一夜的春雨，次日清晨又听到深巷叫卖杏花，淡雅的春意油然而生，令人想起江南湿漉漉、绿幽幽、亮晶晶、香喷喷的春色，浓而淡，淡而又深，深而且远。但细品一下，诗人听了一夜的春雨，并未入眠。在这春夜里他为何事辗转反侧呢？那远远传来的如断如续的卖花声，又能给他一些什么样的愉悦和抚慰呢？不能。只有诗人一个人在清幽得空寂的春晨中独自惆怅。接下去的头联不更道出了他的这种心情吗？“闲作草”、“戏分茶”，一生出入于战场生死，贯游于天南海北，时刻思虑着报国和爱民的陆游，竟也“闲”而又“戏”了！在诗人眼中，临安春色，何其清淡寡味，人情何其冷漠，世味何其索薄，壮志更是无从去提起一字，只有在“闲”“戏”中打发时光。

尾联虽不象古人抱怨“素衣化为缁”（晋陆和作《为顾彦先赠好》：“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却也声称清明不远，应早日回家，而不愿在所谓“人间天堂”的江南临安久留。诗人应召入京，却只匆匆一过，便拂袖而去。

整个一首诗，虽然写春，却不是欢春；虽不是伤春，也是“薄”春。春天虽美，但在心情郁闷的作者心目中，却引不起多少留恋。

在陆游的众多著名诗篇中，有壮怀激烈的爱国忧民之作，如《关山月》、《出篱门迎凉有感》；有寄梦抒怀、悲愤凄切之作，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这些诗不是直抒胸臆，痛切陈词，就是笔墨纵横，抚古思今，都是雄壮的大气磅礴之作；作者也有优美淳朴的乡村生活描写，如《游山西村》；也有缅怀爱情、追思往日幸福的伤感之作，如《沈园》。等等这些，都与《初霁》极不相似。《初霁》没有豪唱，也没有悲鸣，没有愤愤之诗，也没有盈盈酸泪，有的只是结肠难解的郁闷和淡淡然的一声轻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陆游自王炎调离川陕后，也于淳熙五年（１１７８）在蜀东归，在福建、江西、浙江一带做低级官吏。“怖惧几成床上伏，艰难何啻剑头饮”的处境，和在王炎手下得以重用的情形是大不一样的。淳熙十三年春，作者奉诏入京，接受严州知州的职务，在临安写了此诗。严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对朝廷对皇帝，对人生对社会作出一些阴暗的结论。与他的许多寄梦诗不一样，在深夜，万籁俱寂时，作者眼前没有现实生活的情景搅扰，可以对着旷远的星空和雨夜任意地幻想，说任何放言达词。而身在繁荣帝都，作者却身不由己。临安城虽然春色明媚，但官僚们偏安一隅，忘报国仇，粉饰太平。作者是时刻清醒的，他在表面的升平气象和繁荣面貌中看到了世人的麻木、朝廷的昏聩，想到了自己未酬的壮志。但他既不能高唱，又无法托情梦，只好借春色说愁绪，把春天写成了无情之物。

可以说《初霁》反映了作者内心世界的另一方面，作者除了在战场上、幕帐中和夜空下高唱报国之外，偶尔也有惆怅徘徊的时候。在几乎同时所作的《书愤》中，作者就截然不同地表现了一贯的豪情。《书愤》在一定意义上是作者对自己悲壮一生的总结。“早岁那知世事艰”，却终有胆量说“千载谁堪伯仲间”，把一生留给历史公断。《初霁》、《书愤》的比较可以显现出诗人感情思想的一个短时期的反复。陆游毕竟是陆游，他不会永久地停留在“闲”“戏”之上的。不久后他在严州任上，仍坚持抗金，并且付诸行动，表达于诗文，终于又被以“嘲咏风月”的罪名罢官。他的绵绵“杏花春雨”，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发展成了“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急风暴雨。

一个诗人的性格是复杂的，一个始终刚强不屈、矢志不渝的烈士，也难免间或惆怅抑郁。这种抑郁惆怅与其雄奇悲壮并不矛盾。唯其抑郁惆怅得苦不堪言，才有更强烈的情怀的喷发。诗中一开头就道“世味薄似纱”，正是作者对现实的否定，也体现出作者的刚直气节。诗末拂袖而去，也是诗人对浮华帝都的不屑。因此，透过原诗的表面，我们依稀仍可看见一个威武不屈的形象，这个形象才是作者真正的一贯的自己。(钱江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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